独自散步

三十年前，《人民文学》发表了我的“处女作”

自1978年第4期的《人民文学》发表了我的第一篇文学短评——《让思想冲破牢笼——读《哥德巴赫猜想》有感》，至今已经整整三十年了。这三十年，虽然由于职业和专业的需要，我已发表了数百篇的文学研究和批评文章，并且出版了几部专著，但却对这篇短文情有独钟，常常忍不住拿出来重新看看。敝帚自珍，因为它不仅是我文学评论的“处女作”，更主要的是它寄托了曾经从动乱时代过来的我对文学复兴的一种追求与期盼，保存了我在文学“破冰”年代的一份独特记忆和感情。

少年是多梦时节。我曾经做过我们那一代人引为神圣的作家梦。

大约从上小学开始，我便喜欢上了文学。那时候家里穷，买不起书，我就利用无数个星期天，在古镇唯一一家书店里，站着或坐着读完了当时出版的许多“五四”文学经典作品。文学将我带进一个与贫困、逼仄、乏味、平庸的现实世界完全不同的天地，激发了我被灰色的少年生活压抑着的想象与热情，我对写这些作品的作家充满了感激和敬畏之心，我自己也学着写起了诗和散文，做“作家梦”大约就是从那时开始的。

上中学的第二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了。我所熟悉、景仰的许多从五四时代过来的著名作家一夜之间成为被打倒在地的“罪人”，那些曾经浸染我灵魂的名著全都成为“禁书”，文学园地一片荒芜。可毕竟是“少年心思当拿云”的年龄，这一切并没有完全击碎我的作家梦。当红卫兵“扫四旧”运动进入尾声，从革命造反的狂热中冷却下来的我，意外地获得了一笔财富——红卫兵抄校图书馆时遗失的几大包外国文学名著。一个新大陆出现在我面前，我如痴如醉地读着这些“禁书”，作家梦又在心底复活了。我曾经在《革命时代的中学生涯》一文中描述过那时的情形：“夏日的夜晚，在皎洁的月光沐浴下，我们几位爱好文学的的同学聚集在水乡古老的石拱桥上，大家不再是开口‘造反’、闭口‘批判’，而是畅谈文学与人生，背诵着莎士比亚、雪莱的诗句、鲁迅的格言、苏东坡的词、巴尔扎克的小说片段，有时直到深夜。桥下缓缓流淌的、笼罩着朦胧烟雾的杭埠河水，仿佛承载着一群乱世少年的作家梦……”

伴随着作家梦，一晃十多年过去了，我从少年成长为青年，从学生到成为农民、战士、工人，经历了老三届一代人所经历的种种人生坎坷、磨难。虽然对文学的热爱和追求始终没有放弃，但在以《虹南作战史》之类的“伪小说”和标语口号诗为文学样板的年代，我的“作家梦”变得更加缥缈迷茫。受到中外文学名著洗礼的我既不愿按照当时的“假、大、空”文风去写作，按照文学特征和自己性情写的那些东西又一直无法发表。作为一名业余作者，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正在我十分苦闷的时候，从复刊不久的《人民文学》上读到了徐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心情十分激动、欣喜。我仿佛找到了寻觅已久的真正的文学，看到了自己努力的方向。我在心底说：粉碎“四人帮”已经快两年了，中国文学复兴的时代恐怕真的要来了！而就在其时，我也听到了一些对这篇作品的非议，认为它“政治性不强”、“调子低”等等。那毕竟还是“实践派”与“凡是派”激烈交锋的乍暖还寒时节啊！我决定以一位普通文学爱好者的身份，给《人民文学》写一篇读后感式的文章，一方面表达自己和众多读者对《哥德巴赫猜想》的喜爱之情，另一方面反驳那些对这篇作品的责难，呼吁作家们以徐迟为榜样，进一步解放思想，冲破“四人帮”在文学上设置的种种枷锁，改变文风，写出真正具有文学性的作品。在短文的最后，我抑制不住地呼吁：

数学家的逻辑象钢铁一样坚硬。《哥德巴赫猜想》一

文的作者冲破了“四人帮”设置的牢笼，文章中的逻辑

也象钢铁一样坚硬，赞扬什么，揭露什么，观点鲜明，毫

不心虚；一切装潢门面之辞，文过饰非之语，大胆舍掉。

理直才能气壮。一切至今还被“四人帮”鬼气缠身，心有

余悸的文艺创作者，我们以真挚的感情向你们大声疾呼：

“让思想冲破牢笼“！

我之所以决定将稿件寄给《人民文学》，是因为虽然当时政治形势还不太明朗，“两个凡是”还束缚着人们的思想，但“春江水暖鸭先知”，《人民文学》由于其特殊的地位，已经在艰难地进行着文学上的拨乱反正工作，最先向人们透露了文学的春天将要到来的信息。《班主任》、《哥德巴赫猜想》等一批作品的发表就是证明。不过，我的心里又有些忐忑不安：一个普通的工人，一个名不经传的业余作者的口气不小的稿件，这样一份在当时属于全国顶尖级的文学刊物会采用吗？

文章寄出后不久，我所在的工厂领导忽然收到一封《人民文学》杂志社的来函，说是在发表作者文章前要调查本人的政治身份和家庭历史面貌。此事当时我并不知晓，是事后厂部办公室的人告诉我的。——这件事现在听起来十分可笑，简直匪夷所思：在一份文学刊物上发表一篇短文，竟然要从千里之外来函政审查三代！但这就是当时“乍暖还寒”的现实。与此相关的另一件事也很好笑：不知是谁将这件事添油加醋在厂里传开了，说是北京方面来函对我“外调”，我不久就要到北京大机关工作。于是，人们纷纷来向我表示祝贺，并叮嘱我当了“京官”后不要忘记在一起喝过酒的工友们。我听了一头雾水，哭笑不得。

短文发表时，我已参加了1977年的高考，并被录取在某师范院校中文系。这篇文章便成为我进大学后的最精彩的“登场”、“亮相”。七七级的中文系大学生大多是“老三届”，许多人有着和我一样的长期被压抑对文学的热爱和追求，又进入大学，钻研文学，可想而知，大家对后来被命名“新时期文学”的当时文学现实该有着多大的热情和关注！而《人民文学》不仅在当时许多文学刊物还没有复刊和创办的情形下，是全国顶尖级的综合性文学刊物，文坛第一重镇，而且开新时期文学风气之先，可以说是众望所归。因此，虽然我发表的不是小说、报告文学之类大作品，只是“豆腐干”式的小文章，但在班上乃至整个学校仍然产生了很大影响。我俨然成为班级的“文学权威”和各项文学活动的带头人，甚至老师给我介绍女朋友时首先向对方说的也是“这就是那位在《人民文学》上发表文章的某某某。”

当然，最受鼓舞的还是我本人。在此之前，我写了那么多的东西，都“泥牛入海无消息”，现在我的文章不仅发表了，而且还发表在文学青年和文学作者心中的圣殿——《人民文学》上，而且还平生第一次领到了用写作获得的劳动报酬——十二块钱（其时刚刚恢复中断已久的稿酬制），那差不多是我在工厂当工人时的半个月工资！在用稿费请同学们到学校附近的小饭馆撮了一顿后，第二天，我就在教室的黑板上写下了这样一行字：“让莎士比亚重新走上讲台”。在我和班上其他一些执著文学的同学影响下，班级掀起了一个阅读文学经典名著热。我也从此开始了自己的文学评论写作，与新时期文学同行，一直走到今天……

三十年来，文学跨越了几个时代，发生了超出我们想象的变化。时至今日，年轻人热爱和追求文学的心态、方式、途径，与当年我辈不可同日而语。文学刊物不再是培养文学青年的唯一摇篮，《人民文学》虽然也与时俱进，但不再独领风骚。晤今思昔，不胜感慨。历史渐行渐远，但总有一些事情让我们时时回味。文学已经凤凰涅槃，但她最初的艰难蜕变永远定格在一代人的青春记忆中。

作者：黄书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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